马占山:第一个武装抗日的土匪将军

1931年9月,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随即向中国增派军队,扩大侵略。出于不扩大事端的考虑,张学良采取不抵抗政策,东北军主力部队先后退入关内。

沈阳、长春、吉林相继沦陷后,日本又准备大举进犯黑龙江省。在日本侵略军的进逼之下,军政各界均惶然不知所措,形势十分危急。当时,东北边防军黑龙江副司令长官兼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正在北平,军政两界群龙无首,故在此时能够掌管黑龙江军政大权的人必须要有一定的威望和信服度。

1931年10月,张学良任命马占山代理黑龙江省政府主席、黑龙江省军事总指挥,同时任命谢珂为副指挥兼参谋长。但这个时候,马占山临危受命成为东北抗日最高指挥官,他面临的不是什么大好河山,前途无量的未来,留给马占山的,可以说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剑拔弩张的绝境。

马占山是张作霖的一位旧臣,一位绿林“胡子”出身的东北军。他早年出生在一户贫苦农民家,由于家境窘迫,七八岁的时候就去了财主家当了马倌,期间学得了一手好的骑术,后来不堪财主的欺辱,含恨出走,沦落为匪。

1905 年队伍被清政府招抚后,马占山作为哨官开始行伍生涯。不久,他被东北军收编,由于枪法娴熟,勇敢过人,因此很受赏识。1926 年马占山做了骑兵第十七师师长,后又升为骑兵第二军军长,并成了奉系军阀的高级将领。1930年马占山任东北边防军副司令官。

马占山在复杂的形势下受命,深感责任重大。一来,他在极其困难的局面下被委以重任,弄不好身家性命都难以预料;二来,日寇进犯黑龙江省来意不善,一场血战难以避免,苏炳文等人能否同心协力,共赴国难犹未可知。如果进行抵抗,就要违背“不抵抗”的命令;若不抵抗,将留下千古骂名。

早前,因九一八事变采取不抵抗政策,马占山曾亲赴北平面见张学良,要求张学良下令抗日。东北三省可以说是东北军的根,也是张学良的根,张学良虽然执行不抵抗命令,可实际上对抗日活动,还是给予很大的支持和鼓励。张学良让马占山回去整军待命,还为马占山装备了一个营的机枪,以增强其实力。最终选定马占山为代理主席,也是张学良出于对马占山能力较强威望较高的考虑。马占山虽是土匪出身,但作战勇猛,资历较深,属于东北军内辈分较老的一代。选择马占山,对内可以整理黑龙江省内复杂的政治军事情况,对外可抵御日本侵略。

同时,张学良对在自己眼皮底下成立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也不加阻拦,还批准发行“爱国奖券”,仅此一项, 抗日救国会每个月就可以得到2万余元的活动经费。因此马占山能打响抗日第一枪,期间也不乏张学良的默许。

10月中旬,马占山在齐齐哈尔宣布就职,他当众宣称: “倘有侵犯我疆土及扰乱我治安者,不惜以全力铲除之,以尽我保卫地方之责。”

驻守在洮南地区与黑龙江省仅隔一条嫩江的洮辽镇守使张海鹏,在日本特务的引诱下当了卖国贼,在得到日本关东军提供的大量枪械物资后,决定北上攻打齐齐哈尔,马占山立即调省防军主力赶到齐齐哈尔附近。

这时,汉奸张海鹏已在日军的唆使下向黑龙江省城进犯,把部队开到嫩江桥南岸,而原黑龙江省军政要员大部分已逃往关内。在省城齐齐哈尔,逃难的人群络绎不绝。

心知战事临近,为了迎击来犯之敌,马占山发出通告,要求“武将效命疆场,文官坚守职位,群策群力,保卫我省疆土;对于应办各项事件,倘仍如前拖沓不知奋勉,玩忽职守,一经查出,严惩不贷。”

军事方面,马占山下令,以江桥阵地为中心,赶修防御工事,各部布防在江桥、大兴、汤池、三间房、富拉尔基一带。同时安定民生、稳定人心。

对日本关东军的威逼利诱坚决回击,严阵以待;对张海鹏部则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在重金悬赏张海鹏首级的同时,对其部属晓以利害,鼓励其反正。

江桥,准确的称谓是嫩江哈尔葛木桥,长约800米。在齐齐哈尔西南方向,距离省城齐齐哈尔约130华里,位于泰来县东北。桥北端为一片平坦的江滩冲积地,无山无壑,是两军对垒构阵的天然战场。再往北推10余华里,则是齐齐哈尔通往四平尚未过桥的必经之地“大兴站”。

江桥位于吉林与黑龙江接壤的交通要冲,是日本进犯黑龙江省城的门户。此时辽宁、吉林都已失守,黑龙江能守得住么?

随后,马占山将省内的驻军五个旅十个团一万三千人,集结在省会以南的大兴地区,战术上构成三道防线。他决心死守嫩江大桥,保住齐齐哈尔和整个北满这个唯一的屏障。

11月 4 日, 由滨本大佐指挥的日军嫩江支队三个大队和南满铁道守备队一部, 约 4000 人, 在 7 架飞机、4 列铁甲车和数 10门山炮的掩护下, 向嫩江桥、大兴车站阵地守军发起进攻, 企图一举挫败黑龙江省马占山的军队。日军以 500 名步兵为先头部队进攻嫩江桥左翼高地, 以主力向江桥正面的大兴一线主阵地发起猛攻, 夺取并占领了江桥。

马占山面对来犯的日军, 毫不退缩, 但也深知两方的武器装备悬殊,电令卫队团长徐宝珍和步兵二旅吴德林团长,三令五申近距歼敌,务要保持镇静诱敌前进,等待敌人进入百米有效射程之内,再全力予以打击,将敌军全部歼灭。

冲在最前边的日军第16联队第7中队和日军工兵第7中队发起冲锋,却不见还击,更加有恃无恐直起腰杆,端枪挺进。埋伏在江桥北侧的 500 多名骑兵, 见敌人进入有效射程内, 立即以猛烈炮火射向强渡上岸的敌人。当日军进入百米内,只听一声令下,机枪、步枪一齐开火,弹如急雨,命中率极高,打得日军措手不及。

日军师团长多门二郎想不到首开战端,竞如此激烈,一时还不知所措,询问下属是否发现黑龙江守军有新式重武器。战斗进行到早7时,马占山还在不停地指挥督战,鼓舞士气。

5日, 日军让伪军打前阵,日军在后督战,猛攻江桥。马占山命部分军队扼守江桥, 令步兵一旅由昂昂溪南下增援, 两部夹击日伪军, 使日军全线 人。马部军队仅伤亡百余人。

16 日, 日军300 多人继续猛攻, 马军与日军展开肉搏, 马军伤亡极大, 仅剩 2000 余名官兵。军需、兵员急待补充, 处境极为艰难,而日军增援部队却源源而来。17 日, 万余名日军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 向坚守三间房的马军阵地发起强攻, 战斗呈白热化。在内无粮草, 外无援兵的情况下, 守军不得不且战且退。19 日上午,日军集中主力直扑齐齐哈尔,黑龙江守军拼死抵抗,终因双方力量太过悬殊,弹尽粮绝,被迫退出省城,江桥抗战至此结束。

这次战斗,日军共损失兵力1000余人,是“九一八”事变以来首次受到的重挫。

11月19 日马占山率部退出齐齐哈尔,23 日马占山等到达海伦,成立黑龙江省抗战政府,宣布继续抗战。

江桥之役因双方实力悬殊最后以战败告终。但马占山领导的江桥抗战的影响却是空前的。一时间,国人反响强烈,给抗战以高度的评价,马占山更是一跃成为30年代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驰名中外的抗日英雄,被视为将士之楷模,国民之表率。

在头15个月,就是在九一八事变以前,国人很少知道在荒沙千里之外有位马占山。自从江桥战后,他的声誉立刻响动大江南北。

著名的教育家、文学家陶行知先生还特意创作了《敬赠马占山主席》一诗。诗中盛赞马占山:“神武将军天上来,浩然正气系兴衰,手抛日球归常轨,十二金牌召不回。”

上海音乐家协会也专门为黑龙江守军谱写了《马家军之歌》。马占山的名字,随着歌声传遍了大江南北。

上海福昌烟草公司抓住机遇,生产出“马占山将军”牌香烟,并在报纸上刊登广告,说:“爱国民众已一致改吸马占山将军牌香烟,为民族争光。”

民间支持马占山的呼声也非常的高。1931年12月,救国会常委赴重庆汉口长沙、九江、安庆等地进行抗日宣传和募捐工作。期间“有万县苦工某汇洋1元,自云每月工资仅得2元,愿以半数为马公助捐。还有无名氏者自携金链子一条,交中国银行,请代售若干以助马救国会。”

全国各界爱国人士,对马占山将军的拥戴和全力支持,也成为马占山将军坚持抗战的极大动力。

尽管日军取得胜利,但马占山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还相当雄厚,加上全国民众的声援,士兵斗志正旺。因此要消灭这支抗日武装并非轻而易举。再加上,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东北已引起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日本政府深怕“三国干涉还辽”的旧剧重演,日本关东军改变策略,对马占山采取了积极的诱降政策。

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决定亲自出马,对马占山进行诱降。12月6日,日方指令张景惠等打电话给马占山,告知板垣要亲自前去会谈。马占山在电话中明确拒绝,并警告称:“黑东民气甚盛,日军官切勿前来,否则发生意外不负责任。”并强调现在“无有直接交涉的必要”,也“无须彼此会谈”。板垣接过听筒,虽作百般解释,“马占山却置之不理,挂上听筒而去。”

日寇几次向马占山诱降,均未达到目的。12月7日以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为首,率领顾问,哈尔滨特务机关等成员及日、英、法、德等国记者一行,在汉奸赵仲仁的导引下,不顾马占山的反对,强行过江会谈。

马占山见事已至此,只好见机行事。直到午夜十二时,才接见这一行人等。日方许诺,以张景惠氏为省主席,马氏作为黑龙江军总司令,司兵马之权,辅佐张氏以谋求商民之幸福,并予以财政方面的援助。

马占山则表示:“现在退军至此,亦说明并无战意……将来与贵军合作,导商民于幸福,乃吾所愿……张长官如到达齐齐哈尔,则江省必将趋于稳定。本人已派出代表正与张长官交涉中……”

但当提出签订交换协议书时,马占山拒绝了,并称:“本人亦乃军人、男子汉,一旦口头承认,必定实行。”板垣参谋团见他有为难和不快之色,故也没有再坚持。为慎重起见,将记录又朗读一遍,双方欢呼握手。之后,马占山回公馆,就地安歇。

当时,马占山部的处境十分艰难。一方面是日伪军的飞机、大炮的军事围攻和威胁;另一方面,外面谣传马占山已经和日寇同流合污,部队内部人心涣散,加之张景惠等人又来频频诱降,马占山进退两难。

1932 年 2 月 6 日,马占山接受张景惠的劝说,响应臧式仪的“联省自治”号召,16日到沈阳参加“四巨头会议”(四巨头即马占山、张景惠、熙洽、臧式仪)。其实会议并没有讨论联省自治问题,而是通过了所谓的“新国家”建设大纲。期间,马占山以头疼为名,没有参加起草所谓的“独立宣言”和签字。18日,他返回海伦,24 日就任伪省长,3 月 9 日参加伪满洲国成立典礼,被告委任为伪军政部长兼黑龙江省长。

一时间,全国上下,舆论哗然。之前还积极抗日的一代爱国将军怎么就忽然没了骨气转眼降日了!

就这件事,迄今为止各界还说法不一,有人说马占山只是假意投降以争取时间,有人说确实是马占山屈从了日本。

其实,日方对马占山也并不信任,但为拉拢马占山入伙,又不得不委以重任。日本曾发出公函,要求马占山对黑龙江省一切事务不得擅自做主,必须取得顾问同意,方可实行,欲使马占山处于严厉控制之下。日本村田被指定为马占山的顾问,政治上,事无巨细,一律通过顾问准许方可生效,马占山的一举一动都受其监视。军事上,日军企图翦除马占山的实力,对马占山整顿部队也横加干涉,甚至一个未入流的日本准尉军官,都可以随意出入军政署,要马占山接见。

经济上,日军千方百计,企图通过条约,进行明目张胆的经济掠夺。日本特务机关长林义秀,通过伪省府顾问村田懿磨,迫使马占山接受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总裁内田康哉一手炮制的《黑龙江省官银号复业资金借款合同》,并要求他签字生效。

合同中强行规定:“会社借给省政府日金三百万元,作为官银号复业资金”,“年利为七厘五”,即每百元五角钱利息,并以“呼海铁路”为担保。可以说这是一项赤裸裸的经济掠夺和卖国协定。另外还迫使马占山在日人炮制的《呼海铁路经营合同》上签字。合同上明文规定:“省政府将经营呼海铁路一事宜委托会社”。马对此既不表示公开反对,又不立即回答,而是和其他事务一样,拒不签字。他仍百般克制自己,等待时机,准备出走。

3月中旬,马占山的前部下韩立如悄悄潜回齐齐哈尔,他告诉马占山:国联调查团即将来东北调查。马占山听到这一消息极为兴奋,他认为时机成熟,决定率部出走。3月末,马占山抓住国联调查团欲到东北的时机,一面调查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一面秘密布置军事行动。

3月31日夜晚,马占山将所有黑龙江省盐款一千四百万元,呼海铁路借款金票七百万元,收税款三百万元一并提出,并调集军用汽车十二辆、轿车六辆,将重要物资和军马三百匹悄悄运出。

4月1日凌晨,马占山率官兵二百余人携带着两署关防印信、重要文件、军饷等重要物资出走,再次举起了抗日的旗帜。7日他抵达黑河,通电反正,重新组建黑龙江省政府和军署机关。他随即联合吉林的李杜、丁超和海拉尔的苏炳文,组成东北救国抗日联军,设总司令部于哈尔滨,自任总司令。马占山又传令各县组织义勇军,集中于黑龙江东部各县配合作战。总观1932年夏秋之际,由马占山指挥的抗日部队和群众共约10万人。

1932年11月21日,国联行政院开会讨论李顿的调查报告时,著名外交家顾维钧曾这样感慨:“如果没有东北的直接抗战,在国联大会上简直没有线年七七事变后,马占山被任命为东北挺进军总司令,在山西省同八路军合作抗日。上海、太原失守后,日军开始向中国内地大举进犯。

1937年10月,绥、包沦陷后,黄河北岸全部被敌伪控制。在日寇操纵下,以德王与李守信为头目的伪蒙疆政府派遣间谍四处活动,勾引、胁迫上层分子卖身投敌。黄河南岸伊克昭盟各旗的王公贵族蠢蠢欲动,伺机投日。有的已屈节趋附、引狼入室。保卫伊盟,可谓迫在眉睫。马占山得知消息后,迅速率军东北挺进军进驻伊盟,并成功挫败日本人策划成立伪蒙帝国及大回帝国的阴谋。

在1937年至1943年的七年中,马占山与日伪的战斗共计数十回,这使日本侵略者无法立足。期间,马占山运用马贼时代积累的游击战术,屡屡出奇制胜,在日军官兵中获得了“东洋的拿破仑”的别名。挺进军也成为护卫中国大西北的一道屏障。如果没有挺进军将士的浴血奋战,将日本侵略军遏制在黄河岸边,西北战局未必如此。

正如马将军在碑记中所言:“曩使艰危之际,本军将士而不能奋死决斗,则所陷各县未必能复,伊盟七旗未必能保。藩篱尽撤且将影响于西北全局”。

日本侵略者金井章次曾经在他的《满蒙行政琐谈》一书中写道:在反满抗日的领导中,现在大多数连名字都想不起来了,但马占山的名字却无论如何也忘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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